普通中国人改变命运的7次机遇

水手

2018年，电视剧《大江大河》在全国热映，口碑爆棚。这部片子以三个贫穷青年的奋斗历程为主线，观众们透过步步推进的剧情，看着他们考大学、办窑厂、卖馒头、做生意等，一路从底层拾级而上。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逆袭故事，迎合了时代的宏伟叙事，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追捧。
津津有味的观众，不应该忽略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普通中国人到底有多少次改变阶层的机会?
阶层和阶级，历来都是能拨弄群众神经的词汇。在改革开放前，经过多年运动的碾压，中国社会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的格局，对此梁晓声曾经这样比喻[3]：生产力就像一把梳子，在落后的时代，梳齿稀少，只能将人群划分成几个有限的群体。
但扁平只是表面现象，底下早已暗流涌动。1978年前的平均主义和群众运动，碾碎的只是家庭积累的经济资本，而阶层跃迁的另外两个重要的资本——政治资本和知识资本——正在悄无声的沉淀和聚集。这两种压抑多年的力量，将在日后成为撬动阶层分化的重要元素。
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腾飞的四十年，而中国的阶层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革命导师说过：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在铸造伟大时代的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有7次较大的改变阶层的机遇，应该说中国几千年以来，这样高密度的跃迁时机屈指可数。
四十年过去了，昔日的扁平结构如同被篦子犁过一般，早已层级复杂。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宣泄着固化的焦虑，而那跃迁的秘密却逐渐从大众视野里褪去，隐藏在偷摸开工的乡镇作坊、亟待填补的干部断层、双轨套利的薄纸批文、昼夜不停的印钞水闸等看似不相关的历史细节里。
穿越阶层的秘密和方法，是治愈固化焦虑的良药，看得清昨日是如何发生，才能辨得明未来该怎样前行。

第一次： 高考归来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1978年，北岛
1977年10月夜色蒙昧，四川达县钢铁厂，一个名叫罗中立的年轻人在锅炉房劳作了一天后匆忙背起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抹黑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去报名参加全国高考。他每次进城都要走河边，大雾聚集。母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剃阴阳头，渴望儿子能够借此改变命运[1]。
这一年，跟罗中立一同参加高考的还有570万考生，比如在黑龙江插队、日后成了国务委员的王毅，和在内蒙插队、后来官至银保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同样参加了这届高考，后来成为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字字铿锵：我们这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媒体更是这样讴歌：1977年，没有冬天。
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在中国历史悠久，这是朝堂和民间之间长达千年的默契。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就是中国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通道给了天下读书人以希望，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稳定。清末，运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普通人再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路变成了：考大学。
建国之前，大学在中国是个货真价实的精英事物，各大高校招生都是自己考录。新中国成立后，各校的招生权被逐步收回，先是同一地区联合招生(1950年)，再是大行政区统一招生(1951年)，最后是全国统一的高考(1952年)，一直到1966年被废除，此间15年共招生合计231万人。
1966年，风向骤变。6月11日，以孔丹为代表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革命学生，察觉到风向的变化，瞅准时机给毛主席写信呼吁立即废除高考。这封信以独特的方式传到最高层，随即便登上6月18日的《人民日报》，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要将高考“扔进垃圾堆里去”。
于是很快，高校招生就变成了“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四条方针。
凡是走“推荐+批准”的路子，葫芦里到底是什么套路，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比如1973年王石从军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做工人，彼时他父亲正在柳州铁路局担任领导。工作仅仅一年，王石就脱颖而出，拿到了整个郑州局两个推荐上大学名额中的一个，你说厉不厉害。
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抓科教工作。8月份，他组织了有30名科学家参加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武大教授查全性言辞激烈，狂批当时的招生制度并谏言恢复高考，邓小平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追回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
卷子是抽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的，这种寓意极强的动作令人感慨万千。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举国青年为之振奋。历史证明，“开科取士”是稳定知识青年的最佳手段。1984年，这批赶上了改变命运第一次机遇的大学生们，在国庆阅兵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
77年~79年上大学的这批人，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在农村都有过摸爬滚打的经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身上都有一股韧劲儿，求知若渴，比如根据同窗回忆，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就读的现任总理，那会儿终日揣着一叠自己做的英文单词卡片，用橡皮筋儿一扎，一有空就拿出来背。
时代亏欠这代人的东西，会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补偿。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补偿会是无比的丰厚。
十年动乱，国家的人才供应出现了严重断层，干部年轻化成为一个必然趋势。1982年，陈云提出要大量选拔中青年干部[2]：“现在，中央、省、地三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多数在六七十岁左右。到这些干部成批离去的时候，就将构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现在就要下决心挑选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上来。”
这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留下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这几年的大学生，毕业后或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下海经商，终成巨贾，或投身文艺，名扬海内。77届、78届等几批早期上大学的毕业生，逐渐占据了社会最顶尖的资源，政界、学界、商界、文艺界········都有他们的影子。
1977年到79年，三年高考录取人数大约有100万，被称为“百万雄师”，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是社会公认的“天之骄子”，考上大学依然是贫寒子弟阶层跃迁的最简捷的方式。当然，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普通高校已经很难承担阶层跃迁的职能，需要211、985甚至更高的学校，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
昔日挑战制度的韩寒，也在成年后这样写道：“通过教育可以大概率改变命运和阶层这个窗口期的时间不会很长，可能也就几代人……几代人后，社会的阶级基本固化，改变命运就会变得更难了……趁现在，大家都尼玛自然吸气，你赶紧多吸几口，让自己排量大一些吧。”
有一个故事很说明问题：昔日带领一群北京四中高干子弟呼吁废除高考的孔丹(父亲是中央调查部部长)，虽然没读大学，但动乱结束后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后来做了中信集团董事长;而当年瞎起哄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毫无背景的农民子弟)，则足足坐了15年的牢。
这正如韩寒所总结的：成熟的向上流动通道，寒门子弟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学别人那样潇洒地弃如敝屣，最终倒霉的都是自己。
第二次： 乡镇企业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1987年
1980年冬天，一场汽配展销会正在山东胶南县城里的一个破旧体育馆里举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体育馆内冷冷清清，馆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摊儿前却挤满了人，35岁的鲁冠球正在热情地接待着顾客，正当他扯着嗓子推销着自家产品时，有人从突然楼上泼下一盆冷水，把他们浇了个透心凉。
这是展厅里心生妒忌的同行送给鲁冠球的一个下马威。虽然连脚底破洞的解放鞋都被淋湿了，但鲁冠球依旧开心的嘴不合拢。他们产品的价格比体育馆里的那些“正规国营厂家”优惠足足20%，没几天的光景，就拿到了200多万的订单。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200万只是一个开始。半个世纪后，鲁冠球手里的这个小作坊，一步步变成了一家民营汽车零配件巨头。从小吃不饱饭的鲁冠球，完成了一个农民到企业家的的人生跃迁。
农民，几千年来都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食物链的最末端，改变阶层的机会少之又少。
1955年，旨在消灭农民私有制的“合作化”运动兴起，农民加入合作社后集体劳动，吃大锅饭，而后全国兴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潮，禁止农民自养牲畜、发展家庭副业。这股风潮一致持续到改革开放。生产资料被没收，中国农民传统靠劳动发家致富的可能性，也几乎被消灭殆尽。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8位不堪忍受穷困生活的村民，用生死状撕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道口子，农村生产力得到释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了温饱，但仍然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和阶层，此时，一批脑子活的农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乡镇企业借势崛起。
早在1969年，鲁冠球就带着同村的6个庄稼汉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在此之前，他进城当过铁匠，开过面粉厂，六年换了7个地方，都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无疾而终。这次，精明的他学了个新办法，他说服了大队干部，让他使用农机修配的招牌，大队给鲁冠球记工分，赚了钱归大队。
到了1979年，脑子灵活的鲁冠球将修配厂转向汽车零配件-万向节，厂子也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这时候，计划经济的威严还笼罩在这个国家的上空，社会的主流声音对乡镇企业噤若寒蝉。想要参加汽车展销会却拿不到资质的鲁冠球，想到了开头摆地摊的办法，这就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事情在1984年迎来转机。这年，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含义和地位。文件中，将农名户办、联户办的企业与原有社队集体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并且提出鼓励三者共同发展，要求各级政府对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同等对待，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
在整个乡镇企业历史上，有两次大的飞跃期：第一次是1984~88年，第二次是1992~95年。到1995年时，乡镇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附加值的的1/3左右，不仅如此，乡镇企业的崛起还解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问题，“到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1700万到1800万”。
除了鲁冠球，今天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一穷二白，面朝黄土背朝天、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案例。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温氏集团的温北英······80年代的乡镇企业，给了农民第一次翻身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跃迁。而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这种机遇恐怕也将成为绝响。
第三次： 双轨生意

这一场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骆一禾，1989年
如前文所述，家庭三大资本中的知识资本和政治资本，在1978年之前缺乏套现的土壤，但在80年代，政治资本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兑现高潮：价格双轨制套利。
价格双轨制是80年代的一种特殊经济制度。79年后，国家对原材料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允许企业生产自销产品，这就形成了“计划”和“市场”的两个价格。从1984年提出到1989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双规变单轨”，价格双轨制只存在了短短数年时间，却催生了一个一夜暴富的阶层：倒爷。
倒爷们利用关系，拿到计划经济下商品供应的批条儿，用计划内的低价买来，再用计划外的市场价卖出，赚取官方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利润，“空手套白狼”。这对于有政治资本积累的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给了他们一种合法的套现通道，他们疯狂地复制这种倒卖，赚取暴利。
新华社一名记者曾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2]：在天津的一个旅馆里，一个倒腾钢材的“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名“倒爷”再顺手把提货单卖给第三名“倒爷”，然后第三名又找到第四名……最后提货单还没出旅馆，价格就由每吨700元涨到1600元。
80年代靠倒爷发家的人很多，上到红头批文，下到日用百货，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倒卖牟利的。
比如1988年冯仑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苦于没有经费。临行前，中央体改所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彩电当时是紧俏的商品，一纸批文价值不菲。到了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立马拍出了30万元，这批文比支票还好使。
出身交通系统的王石也没闲着。1983年，王石通过从北方倒卖玉米到深圳，在短短几个月内赚到了300万，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桶金，也是后来创办万科的底子。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冯仑和王石那样“幸运”，同样加入倒爷大军的柳传志，就被骗子骗走了14万，当时他工资每月才104块。
1989年，《党的建设》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时下有句顺口溜：辛苦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
倒爷阶层赚取的暴利，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国家和老百姓。曾经有学者做出估计：因为价格双轨制而流出的财富高达几百亿。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转移，让一整批人完成了原始积累和阶层跃迁。但这场财富狂欢，是80年代社会不公的主要表现，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最终成为诸多事件的导火索。
利用制度的缺陷和窗口进行套利，在90年代还会发生很多次，甚至直到现在，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第四次： 九二下海

40年代全民扛枪，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90年代都想把大款当当。
——民谣，1990年代
1992年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早晨5点起床，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牙具、一台收音机和几瓶蜂王浆，在贸易市场的街边摆起了地摊。没过一会儿，电视台、工商局、派出所的人就先后赶来，拍摄的拍摄，吆喝的吆喝，一起为“市长摆摊”的这场作秀添油加火。
这场真人秀后来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这位摆摊市长是总设计师的外甥女婿[13]，而后者刚刚在3个月多前，完成了那场影响中国历史的的南巡。
春江水暖鸭先知，看清方向的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1992年南巡讲话结束后，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使得1992年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到了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
资源丰富、嗅觉灵敏的官员们，成为下海的主力，长长的名单包括：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汇源果汁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陈东升给他们这群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92派”，根据统计，1992年体制内官员的下海经商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数量至少有15万。
这批人在下海前，大都在体制内拥有体面的待遇：华泰的王梓木是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汇源的朱新礼是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中诚信的毛振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担任处长，中坤的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建业的胡葆森已经是河南外贸部门的正处级干部……
放弃体制内的舒适待遇，显然是看到了更丰饶的蜜糖之地。比如，92派下海多从事房地产、金融等“政策密集型”的管制行业，巧妙地避免了在纯市场化的行业里厮杀。陈东升后来总结道：“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这句话里，“余威”是关键词。
当然，下海潮并非只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也属于普通的知识分子。在1992年前后，复旦大学青年老师郭广昌辞职，成立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北京大学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而34岁的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1992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在农民群体于80年代出现大规模“由农入商”之后，知识分子(官员也属于知识分子)也终于挽起袖子投入市场经济。这意味着，1978年前中国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已经有两个群体中率先向“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中，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自身的阶层。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将建国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渠道分成三类[5]：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这三条路径翻译成白话就是：考大学、学技术、做生意。其中“做生意”是最直接的途径，无论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书生，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赚取改变阶层的财富。
而“两阶级一阶层”中剩下的工人阶级，需要经历1998年国企阵痛和2001年世贸开门，才会成规模地向私营领域转移。在工商鼎盛的年代，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水手

第五次： 资源巨潮

我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他们特别好，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
——汪海林，著名编剧
2005年9月，北京建外SOHO开盘，来自山西的煤老板豪掷5个亿，买了接近一半的楼盘;2006年，煤老板杨三俊联合亲友团，一口气买下了北京二环外的100套房源;2007年，煤老板耿建平娶亲，12辆悍马车队亮瞎全国;2012年，柳林首富邢利斌7000万豪门嫁女，陪嫁了6辆法拉利。
曾在历史上聒噪一时的晋商在2000年后再度崛起，主人公从乔家大院换成了煤老板，暴富是他们身上第一个标签。
有中国富豪杀猪榜美誉的胡润排行榜曾经这样统计过山西的黑金财富：截止到2017年，山西家庭资产超过600万元的有49000户，拥有千万资产的16300户，拥有亿元资产的1460户，超过70%的富人都来源于煤焦产业。相比之下，2017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万元。
煤炭，成了山西大地上新的造富图腾，暴富神话就像失控的火山口，挖煤、洗煤、贩煤、设备、运输甚至路边的饭店，也都跟着腾飞起来。伴随着煤价的疯涨，曾经落后贫困的山西突然迎来了煤炭行业高歌猛进的十年，而这背后，正是2000年后中国第一个工业化黄金期。
2001年，加入WTO、城镇化提速、制造业崛起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重化工业进程，中国对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原材料需求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了2009年，中国的钢消费已经占据世界的50%、铜消费占36%，铝占41%，锌占40%，铅占41%，大豆占24%。
货币对资源价格的上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入WTO后，国家外汇储备从2000亿突破3万亿美金。以外汇为锚的货币发行机制，导致国内出现货币供给宽松的局面，加速了资产水平价格的上涨。而作为一个典型的周期性和资源型行业，煤炭价格完美的享受到了这一波超级红利。
行业黄金十年的起点是2002年。在这一年，国家发文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蹭蹭上涨，从2000年的每吨129元，涨到了2007年的330元，并在2011年突破了800元。煤炭行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不足2%，一直攀升至2011年的6.5%。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资产价格飙涨。
黑金狂潮下，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城市强势进入大众视野，并贡献了无数关于权谋、香艳、暴力和挥霍的故事。
笔者曾认识这样一位煤老板：90年代承包国营煤矿的坑口，一吨煤只能赚几块钱，遇到市场谷底，堆成小山一样的煤即使白送也没人愿意来拉。2002年后煤价坐上火箭，开始日进斗金，2006年拒绝了同行3.6亿的收购，2009年被矿难困扰，最后以13亿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国有煤炭公司。
煤老板的财富故事，曲终人散于2008年。这一年，山西襄汾发生尾矿库溃坝事故，277人在灾难中死亡，这场事故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山西用强力的行政手段进行煤炭整合，大量煤老板的矿被国进民退，整个山西的办矿主体从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血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的讽刺还在于：煤老板被国营煤矿整合时，通常都拿到了丰厚的补偿款或者转让款，多数人转手就去买了大量北京上海的房子，避开了2012年之后煤价的暴跌。而当年背景够硬可以不被整合那些煤老板，反倒是在煤价暴跌中负债累累，甚至没能熬到供给侧改革的那一天。
如果把视野放到全球，这波大宗商品超级牛市里的煤老板以及同样逻辑的钢老板、铜老板、铝老板等，是每一个超级经济体崛起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群体，可以与之类比的是美国19世纪诞生的石油富豪阶层。但由于中国的制度因素，他们的财富额、影响力和活跃度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可类比群体。
所以，随着中国基建周期的临近尾声，以及资源领域持续的“大鱼吃小鱼”，矿产老板们的野蛮故事，未来已经没有重现的可能。
第六次： 楼市疯狂

2001年，《温州晚报》选了8月18号这个吉利的日子，组织了150多个温州人，挤满三节火车车厢来到上海，花了时间三天狂扫100多套房子，豪掷5000万元。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温州这个三线城市的小圈子里传播着，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踏上北上的火车，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刷新的金额终于引爆了大众舆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第二年，单是《温州晚报》一家组织的购房团，就买掉了上海价值2.5亿元的几百套房子。
现在回过头来看，专业炒房团是市场嗅觉最灵敏的食利者，他们的线索通常来自新闻联播和权威报纸，政策的变化，往往就隐藏在那些公文格式的句子里。
政策的松动始于1998年。当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这开启了中国的商品房时代，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狂飙猛进，房地产开启了“黄金十年”。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品类资产价格牛市到来了，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而改变了财富地位，也同样有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抛落了时代火车。
根据天风证券的统计[13]，“黄金十年”的数据惊人：从1998-2007年，房地产投资平均增速24%，拿地面积平均增速21.1%，新开工面积平均增速17%，商品房销售面积平均增速20%，而同期中国经济增速只有12%。在这期间，无论是豪掷千金的专业炒房团，还是多供一套的老百姓，都获利丰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突飞猛进的十年告一段落，一二线城市积累了大量难以消化的库存，但随后而来的“四万亿”和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绑，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房地产市场，2009-2010年之间房价再次全面上涨，直到中央连续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才将疯狂之势摁了下去。
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GDP从16万亿增长到64万亿，涨幅4倍，但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涨幅都远超这个水平。当然，房地产的最后疯狂还没有到来。
2014年下半年，央行再次降息，南方的深圳楼市率先开涨，并逐步蔓延到京沪。2015年9月30号，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4个月后更是降低到20%，去库存的号角吹响，楼市烈火烹油。到了2017年，一二线溢出的资金与棚改货币化一道，疯狂地涌入二三四线城市，全国呈现燎原之势。
如果说之前的房价是从1涨到了5，那么这次就是从5涨到了10，涨幅虽然没有之前可观，但付出的代价却更大：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按揭余额在2014年突破10万亿，2015年达到14万亿，16年更是直接达到了19万亿。这些增加的负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压缩居民的消费空间。
应该说，无论是不是炒房，凡是在1998-2014年这期间购买了多套房的人，都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这些财富足以改变很多人的阶层。
东亚经济圈对房子的热爱有目共睹，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经历过房价疯涨、泡沫、破灭的周期轮回，大陆的群众也未能免俗，并且将房子与择偶等个人生活深度捆绑。电影《甲方乙方》里刘蓓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葛优回答：“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一个开放商曾不无幽默地总结：在旺季，你要打出“欢迎温州看房团”的横幅，神经紧张的本地人肯定来抢;在淡季，你花钱找一帮人凌晨1点在售楼处排队，还在观望的客户就会上钩;在熊市，你要敢于雇人砸售楼处，让媒体惊呼“降价巨大引发老业主不满”，尾盘便会被迅速清光。
在各种因素的环绕下，楼市具备了门槛低(大部分普通人都能参与)，时间长(上涨时间长达二十年)，涨幅大(多数城市房价涨幅超过10倍)，带杠杆(可以方便的按揭)等众多特点。这是既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价格牛市，也是一场全民都能参与的资产游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房价的上涨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了财富增值，但要到改变阶层的程度，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压缩：一二线城市+3套以上住房+无负债或者少量负债 ≈ 从小康跨入了富裕。尽管条件严苛，但在北上广深人口接近1亿的背景下，中国达到这个标准的家庭至少是百万的量级。
如果按照代际的观点看，出生在1970-1985年之前的人充分享受了房地产大牛市的红利。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属于他们的同级别机会，可能还要等很多很多年。
第七次： 网络红利

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营，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富翁，2000年代嫁码农。
——民谣，2015年
水木论坛上曾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北京南城房价远低于北城?一个网友神回复：因为南城是一个程序员到不了的地方。
改革开放后中国有四波创业浪潮：84派、92派、99派和11派。以BATJ为代表的99派和以TMD为代表的11派是典型的“互联网创业家”，这两波创业者都是依托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五次经济周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红利发展而来。这波技术创新肇始于上世纪90年的美国，千年后逐步转移到中国。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社会阶层的明显变化，就是IT精英的崛起。例如美团上市，近五万员工中，造就了4614名百万富翁。小米上市，据说工号1000以内的都能一把付得起北京的首付了，其中一位没有上海户口的老码农松了口气：2000万的财富，小孩上学毫无问题，国际学校一年也就才多交30万。
早在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一夜之间造就240多个百万富翁，那时候百度只有750人。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是当时全球第一大IPO，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上市造富运动，不仅让马云成为荣登首富宝座，还创造了上万名的百万富翁，直接大幅拉升了杭州的房价，直逼缺乏互联网公司的上海。
2015年后，赴美赴港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更是如过江之鲫，众安保险、爱奇艺、B站、映客·、搜狗、阅文、拼多多·····还有排上日程的头条、滴滴、蚂蚁金服……
中国第一波互联网创业者多为60后和70后：马云(64年)、李彦宏(68年)、丁磊(71年)。第二波互联网创业者则多以80后居多：王兴(79年)、程维(83年)、张一鸣(83年)。第一波创业者抓住了互联网普及的红利，而第二波创业者则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兴起的红利，
受益的不仅仅是创业者。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计算机专门作为热门专业，吸纳了大量储备人才。高歌猛进的人才培养和互联网公司的腾飞在这20年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双曲线。大量的资本涌入，IT产业化应用的黄金时代，这些都是推升程序员走上社会高收入人群的推手。
程序员阶层的高收入，已经是有目共睹。在号称中国硅谷的海淀中关村，有着全国密度最大的高科技企业，独角兽企业近百家。20多年前，这里荒草丛生，仅仅是北京海淀北街的一个破公共汽车站，房价只有两三千。如今海淀黄庄紧邻中关村三小等重点小学的房子，单价已经逼近10万。
这个价格，早已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任职互联网公司的码农，则成了房产中介最爱的人选。一个拿着热包子，喝着豆浆，穿着冲锋衣或者格子衫，背着双肩包在西二旗挤地铁的码农，很有可能月薪五万+，手里握着价值几百万元甚至更多的股权，秒杀90%以上的北漂。
中国很多行业都享受过过所谓的“风口”，如钢铁、煤炭、地产、金融、电子等领域。但跟这些领域出现的“老板吃肉，高管喝汤，员工苦逼”不同的是，互联网在风口释放的红利更加普惠，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是人才密集型行业，商业模式杠杆高，单位密度产出高，激励制度更加合理。
尽管距离中国人合法拥有财富只有短短四十年，但企业家群体已经有了old money和new money之分。应该说，崛起过程原罪较少(但不是没有)、创始人履历透明阳光、基础员工收入高企、企业社会形象健康(当然也有很烂的)的互联网行业，就是中国new money的代表。
站在当前时间点上，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接近结束，估值泡沫尚待消化，但互联网行业的新模式、新技术、新生态仍然层出不穷。因此，只要中国工程师红利没到殆尽的那一天，通过这个行业实现阶层逆袭的大门，就仍然没有关上。

08. 尾声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七次的阶层跃迁的机遇，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把这其中的方法论总结为：合法通道、制度套利、行业风口和资产红利。
合法通道：目前在中国，通过读书和考试改变命运，仍然是可以走通的模式，高考、考研和考公务员都是成熟的向上通道。这些通道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还是比较依赖个人的智力和勤奋，而且受制于社会舆论，它们的大门会变窄，但很难被完全关闭。
对于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合法通道是他们改变阶层的第一次机遇，应该坚决地抓住。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这样的觉悟，很多人在参加工作后才追悔莫及。
制度红利：过去四十年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制度改革史。这意味着在改革的进程中，总会有短暂的制度红利释放出来。双轨套利是利用了定价机制的漏洞，而乡镇企业和九二下海则是抓住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空白期，实现了企业和个人的原始积累。
中国的制度改革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制度红利的机会还会不断出现，如农村土地流转、国企改革、垄断行业准入等，当然，它们给普通人参与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行业风口：无论是财大气粗的煤老板，还是待遇优厚的程序员，都受益于自身行业的快速发展。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对于两个同样能力的年轻人，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赋予的职业回报往往相差十倍。
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依靠行业红利来穿越阶层，主动寻找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跟在一个衰落的行业里摸索折腾，前者的难度会更小，成功率也更高。
资产红利：周金涛说过：十年前你在中信建投找了一份工作不重要，十年前在朝阳门的中信建投证券旁边买了一套房子真的很重要。资产红利是人们在勤奋劳动之外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阶级跃迁通道，至少在过去十几年里，如果不去主动参与，不但无法完成阶层跃迁，甚至还有跌落阶层的风险。
在地产牛市已经临近尾声的时点，普通中国人希望通过资产红利来翻身和跃迁，可能只能寄希望于证券市场的长牛和长红，而像匹凸匹和比特币这种“机会”，普通人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综合来说，在不同阶段，各个要素对人发财致富的作用不同。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平均化，考大学填补干部空缺，办乡镇企业填补市场空缺，均能获取最大回报;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下海经商成为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而到了新世纪，选择开始大于努力，资产升值和行业风口变得比个人勤奋重要。
这些改变命运的机遇，大约5~7年会出现一次，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离其中的2~3次非常之近。如果一次都没能抓住，大概率四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抓住一次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抛下;抓住两次，便能大幅提升家庭在社会上的阶层;抓住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基本上就是国民级的励志故事了。
以许家印为例：1978年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抓住第1次机遇)，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1992年辞去国企工作来到深圳下海(抓住第4次机遇)，1996年创办恒大专注于房地产行业(抓住第6次机遇)。连续三次踏准节奏，让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
不过在品读励志故事的同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过去四十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大多数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其实并没有改变。
从种地的贫寒农民，到富士康的流水劳工，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陋巷的拮据市民，到艰难经营的街边店主，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车间的蓝领工人，到写字楼里的廉价白领，同样也没有改变阶层。普通人改善生活际遇不难，但要改变在社会里的相对位置，几千年来都是一项艰巨的修行。
趟过阶层的河流，需要善于向时代借力的智慧，需要勇于做关键选择的睿智，也需要敢于告别舒适的魄力，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来说，永远都不该有放弃努力的那一刻。
作者：戴老板